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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者则能心想事成
苏立华

2006-09-28 10:24


2000年的一天,好友胡筝(著名小提琴家胡坤之妹,莫尼黑爱乐乐团终身驻团小提琴家)给我打电话,向我介绍一位她在唱片界的朋友,并且很是兴奋地对我说:“SAM(笔者的英文名),你知道吗,飞利浦公司正在研制和即将推广一种全新的唱片,叫SACD。据说,这是激光唱片的终极格式,它不但有前所未有的高保真度,而且不能被盗版,特别是DSD录音录制下来的音乐在多声道模式下听几乎和听音乐会一样,太绝妙了!我在荷兰的一个唱片公司老板受飞利浦公司的邀请,率先推出这种唱片。他想到中国看看中国的市场,你们可以聊聊”。我听完后,出于礼貌,在电话上表示了虚假的兴奋,心想,这又不过是硬件生产厂家的推销伎俩。转眼,到了广州白天鹅国际影音展示会,迦雷德借道到日本给小泽征尔音乐节录音的机会,在胡铮的陪同下停留广州看看中国的音像市场。我接到电话时,正陪美国的几位鸟类学家在四川王郎自然保护区观鸟。我陪团回到成都后,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就买了机票赶赴广州白天鹅酒店,因为第三天一早迦雷德就要飞回荷兰赶他事先约定好给大提琴家 Peter Wispelwey的录音(即录制那张世界第一张DSD录音的SACD,片号CCSSA16501)。我穿着一身沾满泥土的衣服直奔白天鹅608房间。“请问,你是胡筝的朋友萨克斯先生吗?”对方开门时我这样问到。“你是Sam Su 吗?你没事吧,怎么一身的泥土?”萨克斯惊讶地问到。我说:“对不起,我刚刚从四川王郎动物保护区出来,胡筝今天提前离开,她让我今天必须赶到。我差点没赶上飞机。我可以在你房间换换衣服吗?”。这就是我第一次见迦雷德的情景。

这次见面我们聊了很多,双方都觉得很愉快,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音乐,在录音和音乐方面有很多共识。我们有两个最大的共识:(1)唱片是推广音乐和音乐家的手段,出唱片是为了给音乐家带来更多的演出机会而不是用唱片剥夺音乐家的舞台,我们应该用唱片引导人们去听音乐会。(备注:迦雷德旗下的艺术家在录制上市三张唱片后,如果演奏家的音乐会没有增加,他就不会再为这位演奏家继续录音。迦雷德这些年成功地用唱片推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如:被誉为欧洲马友友的Peter Wispelwey,南斯拉夫天才钢琴家、单簧管演奏家和作曲家Dejan Lazic,英国小提琴家Rachel Podger(巴赫无伴奏小提琴独奏专辑三年销量达6万套,这套专辑帮助迦雷德还清了所有银行贷款))。(2)出名的音乐家不等于是优秀的音乐家,我们应该让优秀的音乐家出名;让出了名的音乐家继续保持优秀。就这样,我们成了音乐知音,成了好朋友。后来,听了他录制的很多唱片,我喜欢他旗下的演奏家。这些演奏家,都是我从前没有听说过的,可是他们的演奏散发出强烈的自然乐感。迦雷德的录音风格是集飞利浦唱片公司(PHILIPS CLASSICS)录音的细腻柔美和英国迪卡(DECCA)公司层次丰满的动态为一体的。我就是喜欢那种很接近音乐厅音响效果的录音。不同的录音师录出不同的声音,这是由于不同录音师对声音的审美和理解不同。迦雷德的录音,音响生动和富有音乐感染力,这与他10多年在乐队演奏的工作经历有关,迦雷德曾经在包括荷兰国家广播交响乐团、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在内的乐团里担任过圆号手。专业的音乐训练和丰富的演奏生涯让他能够辨认出什么才是有音乐的录音。他坚决反对在完全没有混响的录音棚里录音,因为录音棚里没有自然混响,演奏中的很多泛音就会被干枯死板的录音室吞噬,然而那些被吞噬的声音正是音乐的灵魂。我们听到唱片上的所谓泛音不过是录音师在调音台上用delay(延时)旋钮调出来的无中生有的回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同一个演奏家演奏时,唱片和现场差别如此大的部分重要原因。经验丰富的音乐爱好者到了高级阶段几乎只听现场演奏录音也就是这个道理。迦雷德追求的是现场效果,因为只有在现场演奏,演奏家才能进入音乐,其演奏也才会富有音乐感;所以,他从来不在没有自然混响的录音室录音,而选择在音乐厅和达到演奏厅音响效果的教堂或其它场所录音。

我从前挑选唱片也从不看什么唱片推荐天书,只要听起来找得到感觉就是我喜欢的。我为什么要花自己的钱去买别人的感觉?

两天短短的相处,我从迦雷德身上学到很多知识。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和他一起欢呼SACD唱片的问世,主要是多数人对SACD还没有真正地了解,甚至不少人(包括唱片公司的老板和策划人)对录音方式和唱片载体格式都分不清楚。我就看到有家唱片公司在自己的产品海报上写着:“DSD录音可以在普通唱片上播放”这样可笑的事。

之后,在几乎没有宣传的情况下,channel classics公司的唱片在中国一些音响玩家和音乐爱好者中成了没有名气的收藏品,如: 片号CCSSA16501 柴科夫斯基《洛可可变奏曲》圣桑《大提琴协奏曲》,该碟在广州市面上被商家俗称为“白色大提琴”,这是世界上第一张DSD录音的SACD。CCS4992 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四台钢琴演奏的四重奏)、SACD经典专辑(1,2)、CCSSA19503 维瓦尔第《12首小提琴协奏曲》等。

迦雷德2000年的中国首访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人口众多”和在白天鹅宾馆旁边一个小胡同里看到的一麻袋一麻袋的鳖(广东人叫水鱼)。一天晚上,他在街上溜达,看到路过的一辆车上装了很多麻袋,麻袋不停地在动,他对此景感到恐怖和好奇,便毛骨悚然地跟着车进了胡同。结果,他见面对他冷笑的几个人把麻袋一倒,爬了一地的鳖。后来,我告诉他,这是当地的上等佳肴,他却傻乎乎地对我说,他们吃这些东西,能听懂巴赫和莫扎特吗?SACD没有推销出去,收获是看到了很多的人群和好多麻袋的鳖,迦雷德就是带着这样的市场信息回欧洲的。

此后,我们联系不断,除了相互交流很多音乐上的心得外,他更关心的还是想把SACD介绍给中国人。我被迦雷德的执著打动了,开始在不同场合传播他教授我的一些知识。遗憾的是,如今的音乐生活再也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样充满了激情,人们踊跃地购买唱片、慷慨地买票听音乐会。今天,盗版唱片遍地,音乐被廉价化了;音乐家们奏乐无乐,都希望跳跃出来的音符就是钞票,表现的不是博大的音乐而是狭隘藐小的自我和虚荣心。缺乏音乐美育教育的大众们,时而举国同唱“女人爱漂亮,男人爱潇洒”,时下又是“老鼠爱大米”。音乐学院搞学术和音乐表演技能比赛,文艺团体只想白吃不干活,过上受宠的有钱日子,演出领了演出费还把索要来的音乐会票拿去盗卖,占那点缺德的小利。音乐!今天已经被用来骗人和宰人。谁还去关心欣赏音乐,又有几个人能有心境去寻找和领悟音乐世界的奇妙。人们需要速成的和便宜的(最好是免费的)“精选”快餐“文化”。唱片业发展到今天也是求死无路,求生无望。自1983年,激光唱片问世以来,数字录音和数码激光唱片更新换代之快,以至于人们对其感到厌倦和反感,不愿意再了解和再接受任何新一代的数字玩意。DSD录音和SACD的问世,同样被不少人视为新的花招,加上不道德音响器材生产者和唱片商家的欺骗行为,任何投巨资和花了数年时间研制出来的真正技术革新可能还没有被你们人们享受就被妖魔化后给遗忘了。 

SACD最初开发的用途是用于存放档案,后来飞利浦公司的科学家们意外发现只有SACD才能毫无损失地储存和重播目前最先进的DSD录音。DSD录音开发出来后,很多录音师欣喜若狂,因为此前没有任何录音技术能如此捕捉那么多和细微的声音信息。DSD技术录制的声音,信噪比可以超过120db、动态范围宽达0-10万赫兹,采样频率高达280万赫兹(是以往数字录音的64倍)这样一个惊人的指标,而普通数码录音的最高信噪比拼了命最多也超不过105db,采样率最高也不过128kHz.这是DSD与先前数码录音的差异是划时代的!有了最好的录音,接下来的问题是储存和重播时的还原。

重播终端还原不好,前端录音再好也没有意义。录音棚里的录音师可以用一些常用的录音软件(如:soundforge , samplitude 以及目前最先进的DSD录音软件)以最高采样率录音和最高采样率播放声音,直接输出信号给功放重播,获得消费者在普通唱片上不可能听到的音质。消费者怎样才能听到录音师们听得到的音质呢?那就靠唱片了。重播能否最大和对等还原录音全赖于储存方式,激光唱片是录音与重播的桥梁。人人知道普通激光唱片(包括 HDCD,XRCD等),如果要在普通CD机上播放,必须采用16比特/44.1kHz采样的波形文件刻碟,否则就播放不出来。有些唱片上写着96比特/24赫兹,意思是指录音室或者后期做母带时用的采样频率,并不是指CD上的声音。记住,无论前端用的是什么录音(即便是DSD录音),如果记录到了普通CD(最大容量80兆,最多记载80分钟的波形音频文件)上,永远是16比特/44.1kHz, 再高格式的录音都得下转成16bit/44.1kHz才能记录在被普通CD机读取信号的激光唱片上。当然,越高格式的录音下转后肯定比低格式的录音好,不过这种“好”是非常有限的。任何再高级别的录音,转成16bit/44.1kHz后的音频,动态频响范围也只能是5Hz—20kHz,信噪比超不过105db,而SACD光盘能够用无损压缩的SACD音频格式(而不是普通CD的波形文件格式)100%地记录下DSD的原始录音(信噪比:120db以上,动态频响范围:0—100kHz)通过SACD播放机上的SACD专用DA转换芯片处理器将DSD录音100%还原后直接送入功放(目前的功放和喇叭,有很多已经能够重播SACD的超宽频)。很多人说,人的耳朵从生理上说只能听得见20赫兹到2万赫兹的声音,超出这个范围的声音即便存在而听不见,那有何必要去追求?殊不知,在这些“多余”的频响空间范围里隐藏的正是音乐的灵魂----人耳听不到的无数自然泛音,也就是我们说的录音中的细节,这个细节是有生命的,迦雷德把这种声音称为emotional and musical sound(有情感和有音乐的声音)。DSD录音为我们捕捉到了这种只有在音乐会现场才能听到的声音,SACD能够100%地记录和还原DSD录音。以此说来,SACD的运用是为DSD录音服务的,也就是说只有是基于DSD录音的SACD才是真正的SACD。至笔者写此稿至(2005年6月10日星期五)中国大陆还没有DSD录音(有人在用Pyramix设备,但是还没有购买DSD录音模块)那些贴着标DSD录音的标签普通唱片,老实的可能是把低格式的录音拿去香港或者国外过了一下DSD处理器,来点up sampling(采样提升),这是无中生有的做法,没有什么意义;不老实的唱片公司更爽快,直接印上DSD字样,反正消费者没有辨别真假的手段。更可恶的是一些历史悠久的老牌国际唱片公司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引进DSD录音技术和设备,也推出了大批SACD,把那些不知道换了多少种包装来推销的同一个录音再次借用SACD包装一次继续卖。他们胆子真大!不过,犯法的事他们还是不会做的,在这些所谓的SACD唱片上,他们不敢标明 DSD recording(DSD录音方式),否则就是赤裸裸的欺骗消费者了。他们把老录音(有的甚至是60年代的录音)装在了SACD光盘上,搞新瓶装老酒当新酒卖。这种行为让那些投资和花了数年研制DSD录音的投资者和科学家无奈地痛苦。最初,他们想把SACD用来展示DSD录音的精彩音响世界,如今,SACD被滥用,他们在担心,可能人们还没有机会享受什么是真正的DSD录音和真正的SACD,这种、块人类录音史上的革命里程碑还没有立起就被埋了。

迦雷德几次到中国寻求合作姻缘,我也给他引荐了几家唱片公司洽谈。他见面就和别人大谈DSD录音和SACD的好处。而对怎样做生意,他给人的印象总是愚蠢,并且老向对方解释说:“对不起,我首先是个音乐家和录音师,其次是生意人。我录唱片是为了让音乐家有更多的音乐会”。加上他那身着如码头工人的打扮,我也觉得他应该另外挑选一个去处,比方说越南和柬埔寨,或者就窝在欧洲自己的象牙塔里想干什么干什么。他对中国一些唱片公司老板和录音师不懂音乐和不懂录音而又成功地从事这个行业感到不可思议,不解之中夹带着嫉妒。

我天性有个特点就是同情弱者和不忍心看到别人失望的样子。我看迦雷德很失落,一方面自己的录音没有在中国市场上体面地露脸,另一方面,他在中国几次与同行洽谈没有找到自己和伙伴。他对我说:“SAM,你是我在中国的唯一知音。你到荷兰和我一起做吧”。我不能让这个“傻老外”失望,我希望他能在中国教育和培养一批热爱音乐和了解录音的音乐爱好者。迦雷德是我接触过的中外录音师中最懂音乐和录音的录音师。我想,小泽征尔特聘他为录音师,以及菲利普公司在开发DSD录音和SACD激光唱片时唯一挑选了他作为音乐和录音顾问,是有原因的。很多人不知道,全世界第一张DSD录音的SACD正是出自于他的手(片号:CCSSA16501 2001年出版),此碟迄今在全世界总销量已经超过15万张。在他回国之前,我在广州海印电器市场三楼的“视听前线”、成都“超音电器”B&W音响中心、北京著名的超音波花园B&W试音室为他张罗了三场讲座,他的录音哲学和唱片得到了来听讲座的人们一致的肯定,他对自己的录音技术毫无保留地介绍。每场讲座都请来了当地有影响的录音师。出席了这些讲座的中国著名录音师有:广州中唱大录音棚的李容生、张政, 广州星海音乐厅录音师杨政(广州场),成都科技大学声学工程系的教授(成都场),北京,著名的录音师李大康、万小元等。三场讲座后,迦雷德又兴奋起来了,我对他说,“咋样?知音不只我一个吧?是我跟你回荷兰混呢,还是你常来中国看看,在这浑水中学会摸鱼?”。这次临时决定的三次讲座让迦雷德重新燃起了向中国进军的欲火。成都超音电器决定让迦雷德为B&W音箱特别制做一套SACD试机发烧碟,中国交响乐团及其所属的北京音乐厅也决定与加雷德的公司合作,运用最先进的录音技术、最精良的制作和channel classics公司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巨大销售网络来有计划地推广中国音乐家和中国音乐作品。

加雷德公司录制了很多欧洲巴洛克时期(17-18世纪)和此时期以前的音乐,而对于中国这个充满了激情的国家,受欢迎或者说中国人耳朵喜欢的西方音乐几乎是从18世纪后期莫扎特开始到20世纪初德彪西、拉威尔至这两百年期间的西方音乐,特别是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我建议他录制出版一些适合中国音乐爱好者的曲目和录制一些中国音乐作品。加雷德对音乐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偏爱的曲目,但是他也很能顺应市场的需要。很快,他与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Budapest Festival Orchestra)签约录制了柴科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和马勒的交响曲。这个由著名指挥家Ivan Fisher组建的乐团被音乐界称为历史上进步最快的乐团,很多著名的乐评都把这个乐团评为当今世界五大最优秀乐团之一(可以在互联网上查询此乐团的资料)。该乐团录制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不到9个月就在全球卖出9000多张,这个销售业绩恐怕是5大古典唱片公司在今天也难得取得的成绩。我和那些认识和支持迦雷德的朋友一样,希望他在中国能好好地传播他的录音之教和音乐之教。加雷德2005年在北京音乐厅用DSD多声道录音技术录制的中国音乐作品《中国交响乐团SACD中国音乐作品专辑》《章红艳SACD中国琵琶经典专辑》《于红梅SACD中国二胡经典专辑》也即将在2006年年初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市。这是世界首批DSD录音的中国音乐作品,也是首批以如此高档次制作的中国音乐作品专辑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发行。在加雷德的身后有强大的技术支持:飞利浦公司录音技术开发实验室、世界发烧线材之王范登豪、DSD录音设备研发制造者Merging Company、世界顶级音箱之王B&W,以及欧洲一些尖端音响技术研发者(迦雷德的调音台和麦克风磨机就是出自这些人之手),还有越来越多投奔他的优秀音乐家。加雷德的本钱是个人的音乐修养、经验、技术、人气和音乐家资源,它所缺的是学会与别人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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